近日，重庆发现距今近800年南宋抗蒙遗址，国内考古学界正式确认：该处遗址是主城区已发现的等级最高、价值最大的宋代建筑遗存。它是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帅府所在地，且有望入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一块刻有“淳祐乙巳、西窑城砖”的城砖，这种城砖在遗址上多次发现。
现代人在遗址上修建过楼房，现在考古人员绕过钢筋混凝土向下发掘。
考古人员向老鼓楼遗址周边发掘，希望能还原南宋时整个片区的风貌。记者 张质 摄
重庆晚报5月23日报道 本报独家披露“巴县衙门下可能藏着宋代解放碑”的新闻有了最新进展。昨日，国内考古学界正式确认：该处遗址是主城区已发现的等级最高、价值最大的宋代建筑遗存。它是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（即南宋抗蒙最高军事长官）帅府所在地。
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的巴县衙门，地下考古现场上月底开始发掘。该处小地名叫老鼓楼，按照考古学惯例，如今这个遗址被命名为老鼓楼遗址。遗址内建筑遗迹为一处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，现存略呈方形，东西宽24.7米、南北残长24.3米。
夯土高台建筑内部，用夹杂有小型鹅卵石的黄灰沙土夯筑而成，四周砌筑有护坡墙体，每层夯土厚0.02～0.11米。夯土层内夹杂有少量宋代涂山窑系的黑釉、彭州窑系的白釉及湖田窑系的青白瓷片，器型以碗、盘、盏为主。护坡墙体基础用大型长条石块砌成，已清理高度1.2米，未见底。护坡墙体以青砖砌筑，砖墙残高7.65米。四面护坡墙由下至上越来越窄，墙体呈79度倾斜。部分筑墙砖上有“淳祐乙巳东窑城砖”、“淳祐乙巳西窑城砖”等阴、阳模印铭文。
现场考古专家介绍，高台建筑护坡墙层层收窄，内部夹杂鹅卵石夯筑的特点，与奉节县永安镇及合川钓鱼城发现的宋代同类遗迹较为一致。
前天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光冀教授等知名专家抵达重庆，与本土考古学家会商，根据建筑规格、时间、衙署建筑和文献记载，专家们确认其为宋代官式建筑，是南宋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帅府所在。
人物介绍
余玠
余玠（1198－1253年）南宋抗蒙名将，字义夫，号樵隐，出生于浙江衢州开化县，1236年2月开始在蕲州抗蒙，屡立战功，官拜大理少卿，升淮东制置副使。
1242年12月，四川战局不利，余玠受任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。抵重庆后，余玠广纳贤才，修筑工事，统率10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城。入蜀当年，便在资州、嘉定、泸州等地，赢得与蒙军大小36战。1246年春，蒙军分兵4路进攻四川，遭遇余玠重创。1252年10月，蒙军大规模进攻嘉定，余玠组织大规模会战，击退蒙军。余玠因抗蒙治蜀有功，晋升兵部尚书（相当于国防部长），成为南宋抗蒙最高军事长官，仍驻四川。
第二年，朝廷反战派谢方叔诬告余玠“擅专大权”。宋理宗听信谗言，召余玠还朝。余愤懑成疾，于当年7月服毒自尽。
余玠领导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特别是钓鱼城堡垒，成功阻止蒙军第3次西征，使宋室延续20余年，缓解了蒙军对欧、亚、非等的威胁，在世界史上占据重要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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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新发现有望入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。
专家们认为，地面建筑能在城市中心历经近800年风雨保存至今，全国罕见，而在城市中心的衙署遗址更是凤毛麟角。老鼓楼遗址的发现，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，更是重庆的幸运。
专家们认为，该发现极有希望入列今年国内10大考古新发现。
确认余玠帅府
专家们是怎么确认老鼓楼遗址为抗蒙山城体系缔造者余玠的帅府呢？理由主要有建筑规格、时间、衙署建筑和文献记载等。
考古学家介绍，宋代等级森严，颁布了营造法式，宫廷、衙署、民居等每一类建筑如何建都有严格规定，而高台建筑正是衙署建筑的标志，当时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修建。
此外，文献记载，余玠帅府背依金碧山、面朝长江（金碧山即今天解放碑所在山梁）。宋蒙战争爆发后，淳祐二年（1242年）余玠任兵部侍郎、四川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。遗址高台建筑用砖上的铭文“淳祐乙巳（1245年）”，与余玠建高台时间吻合。
至此，抗蒙山城体系已经完全清楚：核心级的指挥部就是如今发现的老鼓楼衙署；次级为钓鱼城、白帝城、泸州神臂城等；三级有南充苦竹隘等；四级如渝北多功城等。
